碳峰值和碳中和的经济学解释

【青春璀璨论坛】

编者注: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表示,“中国将加大国家自主贡献,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力争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 力争2060年实现碳中和”。 2021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经济也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发展。 社会变革绝非易事。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拿出抓铁标、踩石留痕的力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以资源高效利用为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关键时期,以减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污染减排与减碳协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到质变的改善。 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发生重要变化。 关注重大现实问题,为碳达峰和碳中和积极贡献学术智慧,是青年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本版特意组织了几位青年经济学家对此话题进行探讨,并邀请专家点评,以供读者参考。

面试官:

张志强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

王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王克英 湖北经济学院低碳经济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刘玲娜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一、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背景

主持人:碳达峰、碳中和是当今社会的热词,也是国家未来几十年的重点任务之一。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请老师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 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克: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达到峰值后进入逐渐下降的阶段。 碳中和是指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具体来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二氧化碳的去除量相互抵消。 实现碳中和不仅需要各部门碳排放水平的降低,还需要采取植树造林、负碳排放技术、碳抵消等措施来抵消碳排放。

张志强:碳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的前提。 只有实现碳达峰才能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的时间和程度直接影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和难度:达峰时间越早,实现碳中和的压力越小; 峰值越高,实现碳中和所需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模式就越大。 转变变得越快、越困难。

碳达峰是手段,碳中和是最终目标。 碳达峰时间和达峰水平应在碳中和愿景的约束下确定。 峰值水平越低,减排成本和难度越低;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越长,减排压力就越小。

王克英:从各国碳达峰路径来看,碳达峰后都会经历一个平台期。 此后,随着技术的进步,碳捕获技术和负排放技术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碳排放水平将不断下降并进入良性状态。 回收,最终实现碳中和。 从历史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排放总量较多,但大多在20世纪下半叶或21世纪初实现碳达峰。 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致力于在全球最短的时间——30年内实现全球最高的碳强度从碳峰值下降到碳中和。 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这意味着我国从碳达峰到净零排放几乎不存在缓冲期。 为此,首先要在碳达峰前的时间窗口积极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尽力减少达峰; 二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早日达峰。 一些条件成熟的省市和行业可以率先达峰。 ,争取顺利实现碳中和的战略主动。

主持人:我们国家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为何做出这一承诺? 也就是说,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背景是什么? 目前,世界上哪些国家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

王克:从国际上看,2016年全球178个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成为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 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律文本形成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格局。《巴黎协定》要求各方在2020年之前提交21世纪中叶温室气体低排放长期发展战略(MCS),推动全球深度排放尽早削减。 我国提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与《巴黎协定》的要求高度契合。 是实现全球温控1.5度目标的关键。 这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贡献。

从国内来看,我国过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资源能源快速消耗、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它迫切需要过渡到依靠知识、技术和治理来提高效率和支持增长的发展阶段。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尽快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符合我国自身发展利益,也可以形成国内低碳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良性互动。

王克英: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日益复杂。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是我国主动作出的战略决策,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广泛深刻变革,形成新的发展模式。 在全球经济社会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下,有利于倒逼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经济体系。

张志强: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加强碳中和等气候变化行动。 例如,2017年,29个国家签署《碳中和联盟声明》,承诺在21世纪中叶实现零碳排放; 2019年9月联合国峰会上,66个国家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并成立气候雄心联盟; 2020年5月,全球449个城市参加了联合国气候专家提出的零碳竞赛; 截至2021年1月,已有127个国家承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 目前,不丹、苏里南等国已实现碳中和目标,英国、瑞典、法国、新西兰等国已将碳中和写入法律。 截至2020年11月,已有19个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了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LTS),其中11个国家将碳中和目标纳入LTS,并承诺实现碳中和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达到全球的50%。

2、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实现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主持人:正如各位老师提到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不仅是对世界各国碳排放的约束,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后期。 与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仍需继续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将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带来哪些挑战?

张志强: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有了新的内涵。 一要追求产业结构低碳化。 过去,以化石燃料为主的高碳产业结构要根据碳排放水平进行调整。 对于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高碳排放行业,在原有大大小小扩张、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需要进行低成本碳化改造。 二是培育新兴产业的需要。 技术创新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清洁化、低碳化的趋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 新兴产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在低碳化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新兴产业没有传统高碳产业的历史包袱,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走上低碳甚至零碳的发展方向。

王克英:产业结构调整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但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碳减排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长期以来,对资源的依赖造成了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的扭曲,影响了产业结构的正常演化。 第二产业比重往往过高,因此碳排放规模相对较高。 这些地区能否完成碳减排任务,取决于全社会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如果不能充分发展新兴产业和低碳产业来弥补资源枯竭或化石能源退出的负面影响,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就不会成功。

王克:碳中和是指对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建。 这将是一个利益重组的过程,对技术、经济、社会都是一次重大挑战。 一方面,虽然我国基础设施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 特别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处于扩张阶段的城市仍有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需求。 现阶段,碳排放难以有效控制,需要寻找切实可行的转型路径。 另一方面,产业转型也存在很大风险。 以煤电为例,根据2019年现有煤电项目财务成本核算,全国近70%的煤电机组处于亏损状态。 电力行业亏损可能加剧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当地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加剧地区经济失衡。

主持人:碳达峰、碳中和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能源转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合作的巨大机遇。 请介绍一下有哪些机会?

张志强: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不仅要颠覆工业革命以来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还要创造新的产业和产业盈利模式。 发达国家可以利用技术和标准优势,设置市场壁垒、征收碳关税,持续保持领先优势。 例如,欧盟今年试图推行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就是以防止碳泄漏的名义,通过对尚未实施减排机制的国家征收边境调整税,来增强其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 。

未来碳中和下的投资增长空间巨大,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将有助于扩大我国投资规模。 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测算,如果将升温目标控制在2℃或1.5℃,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将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元至138万亿元。 高盛研究报告指出,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104亿元人民币),净创造4000万个就业岗位。

王克:实现碳中和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高、增长潜力大的产业。 与制造业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 因此,碳中和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或催化剂。 此外,大量持续、巨额的低碳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和应用相关投入,不仅增强了我国在低碳技术革命领域的国际竞争地位,也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王克英:我国绿色金融也会发展得更快。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取得了一定进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已初具规模,但还远未满足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所需的绿色融资缺口。 未来,电力行业清洁发电设备投资、交通运输行业电气化进程、新能源汽车和航空船舶设备低碳化改造、制造业低碳装备大规模投资产业、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碳捕集与封存领域的投资,都意味着巨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这无疑将为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3. 经济学可以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供哪些支持?

主持人: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 目前,“碳中和经济学”受到广泛关注。 如何从经济学角度解释碳达峰和碳中和? 经济学能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供哪些支持?

王克: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科学。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意味着碳排放能力成为稀缺资源。 碳中和经济学从配置碳排放能力这一稀缺资源开始。 碳排放能力配置的过程就是全球温室气体容量资源产权不断明晰和配置的过程。 在主权国家内部,可以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强制界定这种产权,然后选择金融、税收或排放交易等相关政策手段来实施。 全球碳排放能力的分配只能通过跨国谈判和协商来确定。

许多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后自然会达到峰值,然后经历漫长的平台期,逐渐进入碳排放下降的道路。 从碳峰值到碳中和需要50到60年的时间。 我国在人均GDP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碳峰值,且峰值较低,排放轨迹也较低。 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时间只有30年。 这种排放轨迹和转化路径与发达国家不同。 国家面临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完全不同。 中国能否在借鉴发达国家达峰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一条比发达国家更高质量的碳减排路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命题,也是经济学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张志强:碳中和经济学继承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研究碳中和所涉及的供给与消费、成本与收益、贴现与发电、制度与路径、产业与技术、国内外关系等关系。 阐述了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机制,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气候危机具有指导意义。

碳中和经济学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以人类活动为基础的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耦合机制。 通过研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碳作为普遍指标,自然资本以生态价值的形式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 二是实现从高碳到零碳的动态迭代,将带来能源系统、生产消费系统、环境系统等相关资源的重新配置、基于价格信号的碳交易机制、财税体系等。以碳税为基础的机制。 他们共同努力,可以积极引导整个社会向低碳化方向发展。 三是国家治理机制研究。 即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同时,还要考虑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平衡。 现在人有义务为下一代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王克英:随着控制气温上升、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识,各国提出了各自的碳排放控制目标和碳中和时间表。 这样,在碳排放达峰和净零排放时间的约束下,计算不同发展模式和减排路径下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效益,分析如何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从而提供公共政策和市场导向工具设计的理论基础。 在纠正碳排放的外部性方面,碳市场和碳税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两种工具。 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如何平衡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要经济学进一步分析。

四、完善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制度安排

主持人:据新闻报道,我国多个部委正在推动碳中和相关工作。 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特别是对于工业、交通、建筑、电力等处于基础地位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政府应如何加强政策支持?

王克:首先要高度重视战略,尽快达成战略共识,明确碳中和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意义,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其中纳入相关重大战略和规划。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注重财政手段正向激励和负向限制的双重作用,通过扩大财政支出降低企业和个人碳减排成本,用财政限制惩罚不符合碳减排标准的企业和产品。 实现反向消除;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引导金融体系以市场化方式提供碳中和所需资金; 加快碳市场建设和完善。 最后,加强碳中和关键技术研发,为低碳、清洁、分散、智能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突破性技术支撑。

张志强:碳中和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法律、经济、社会各个方面。 从立法层面看,气候变化立法仍在积极推进中。 作为未来低碳和零碳社会基本关系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凝聚共识。 加快立法进程是未来推动碳中和的重中之重。 。 从经济角度看,碳中和不仅是以往生态环境破坏成本的内部化,也是对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涉及经济工作的各个领域,包括电力、钢铁等传统产业。化工、水泥等领域,还涉及金融、信息、国际贸易、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对工业、交通、建筑、电力等基础产业,要推进存量投资低碳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 ——污染企业。 推动利用碳市场等机制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王克英:不同行业的减排特点和路径选择不同。 对于电力行业来说,重塑能源结构是关键; 工业部门减排的难度取决于碳排放结构。 能源消耗的碳排放可以通过电气化来控制,而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则需要通过电气化来控制。 行业技术和碳捕集、碳封存技术的发展可以解决问题; 交通运输、建筑行业不仅需要生产端的努力,更离不开需求端的引导和消费者的积极参与。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陈颖:

作为各部门、各领域的重点工作,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必将带来经济社会系统性深刻变化。 在此背景下,光明日报主办的以“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经济解读”为主题的青年论坛恰逢其时,青年学者的讨论内容极具启发性。

首先,青年学者基于国际国内不同视角准确解读我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背景非常重要。 目前,社会上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概念和内涵还存在一些误解或偏见,甚至将两者割裂开来。 一些地方仍有在碳达峰前抢占高碳投资项目的冲动。 只有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意义,认识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同一个目标的两个阶段,今后以碳中和为目标积极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实现高质量碳达峰,为迈向碳中和奠定基础。

其次,青年学者全面分析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体现了讨论的深度。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以最高的减排量、最快的速度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 时间紧、任务重。 这无疑是一场硬仗,也是一次大考验。 当然,重大机遇往往与严峻挑战并存。 只有积极应对挑战,做好各方面准备,才能更好把握新的发展机遇。 碳中和目标开启了新一轮国际科技经济竞争。 各国准备启动碳中和目标并制定相应的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 未来,围绕碳中和的竞争和竞争很可能重塑世界经济格局。 无论是顺应国际潮流,还是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都必须迎头赶上。

最后,青年学者从支撑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的经济学角度热烈讨论“碳中和经济学”,值得称赞。 碳达峰、碳中和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经济社会实践。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探索。 经济学能够而且必须为此作出贡献。 欧美发达国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现碳达峰,而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从1990年才开始。虽然发达国家的碳达峰受到石油危机、环境政策和广泛使用的影响。天然气,但主要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之后才达到自然峰值。 当时的条件在科技、环境、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方面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青年学者有责任立足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本领域给出符合时代的答案。

科技部“全球变化与响应”重点项目总体专家组成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石敏君:

党中央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这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决策。 不仅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责任,也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然而,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在低人均收入阶段面临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考验,这是前所未有的;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需求依然旺盛。 “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使得我国能源消费对煤炭的依赖难以降低,能源转型难度极大。 2020年,虽然我国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4亿千瓦,位居全球第一,但仅占全国能源消费的不到5%。 Even if the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wind power and photovoltaic power reaches 1.2 billion kilowatts in 2030, it will only account for about 10% of 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49 nuclear power units in operation in my country, with an installed capacity of 51,027.16 megawatts and a cumulative power generation of 366.243 billion kilowatt hours, which still accounts for only 4.94% of the total power generation and about 3% of the national energy consumption.

Faced with such a huge challenge, China must still firmly achieve its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not only because China has made a solemn commitment to the world, but also because i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has paid a heavy price for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follow a green development path of low energy consumption, less pollution, and high quality. The carbon dioxide reaches Fenghe carbon neutrality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my country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China must find a higher-quality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ath than developed countries. Since the time and level of carbon peak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time and difficulty of carbon neutrality, our country must coordinate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strengthen carbon peaking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technology, economy, and system. and carbon neutrality top-level design, clarify the path to achiev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strengthen policy incentives and guidance for low-carb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guide the whole society to transform in a green and low-carbon directi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in recent years. One of the important signs is that the American economist Nordhaus won the 2018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basi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economic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fields such as the formul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such as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the desig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for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Several young scholars specifically discussed how economic theory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which reflects young scholars’ attention to practical issues and shows good academic sensitivity. The carbon-neutral economics they talked about is a new research field worthy of active exploration by young scholars.

“Guangming Daily” (version 11, June 22,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