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解决全球生态问题中的作用

工业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对自然的需求增加。 然而,人类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紧张、气候变化等,造成了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灾难。 今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幸免于生态危机。 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中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的纠葛

在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中,经济发展与道德伦理始终交织在一起,社会考量远远大于科学考量。

首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存在“公地悲剧”。 各国在夺取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财富,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却属于人类。 在主要靠自助解决问题的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往往对生态环境问题漠不关心,或者把希望寄托在别国身上。 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有增无减。

其次,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现实正义与历史正义之间难以取得道德平衡。 从1900年到2005年的105年间,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 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排放温室气体,积累了生态环境问题。 然而,一些发达国家不但不愿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影响自身经济发展,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减少和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带头破坏历史悠久的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正义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第三,环保技术的历史差距正在加剧新的不平等。 防治生态环境问题的先进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理应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扶贫”。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承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关技术和资金。 然而,与工业化国家从昂贵的环保技术中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相比,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资金却是九牛一毛,根本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平衡。 结果,新手段强化了旧手段。 历史是不公平的。

四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复杂关系。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投资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 同时,生态环境的改善最终可以在人类生活质量和健康、可再生资源等方面提高生产力; 如果处理不好,生态环境的恶化就会被消除。 ,否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面对关系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问题,国际社会几十年来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正在奋力挣扎。 自1992年联合国制定并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缔约方已召开了25次会议。 经过复杂、艰苦、漫长的谈判,双方先后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规。 目前已有近200个缔约方、180多个国家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涵盖了全球90%以上的碳排放量。 这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展现了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世界上一些耗能超级大国为了自身狭隘的国家利益,不惜危害世界、祸及子孙,退出协议。 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仪式上,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抱着孙女代表美国政府签署,意义深远。 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该协议时,声称这是为了“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让本已艰难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变得更加困难。

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使命

中国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坚决履行“国家自主贡献”庄严承诺,推动世界各国落实《巴黎协定》目标,引领世界为消除“生态赤字”而不懈努力。 从发展正义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工业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 当我们开始工业化时,我们就背负着发达国家给世界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沉重历史包袱。 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人口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9.42亿),经济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1.8%。 如今,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2017年人均GDP依然排在世界第71位,这也是大体上我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世界排名。 大多数国家充分了解中国的这一现实,因此1997年《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承诺并没有为我国设定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但中国以大国责任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即在2030年左右自主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力争尽快达峰; 每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约45亿立方米等。这一承诺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DP达到2万至2.5万美元(2010年价格)时达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峰值,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约为10至22吨。 根据我国承诺,我们预计将达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峰值1.4万美元,达峰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望保持在8吨左右的较低水平。

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情怀,将当代世界观推向时代前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有的国际义务,与世界各国开展深入交流合作世界各国在生态文明领域推动成果共享,共同建设生态良好的美丽地球。”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 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孤立的孤岛。 这就要求一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时必须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 为此,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坚定致力于与各国一道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地球家园。

中国以“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理念,把人类的生态价值观提升到时代的高度。 汲取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之道。 大自然给予人类无私的馈赠,但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永恒课题。 人类走过了尊重自然的愚昧顺从时代,也创造了疯狂剥削自然的工业文明。 今天,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有能力、有条件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走向自然中心主义。 人类不需要也不可能回到依靠“自然牵引带”的原始而脆弱的时代。 我们必须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源过度开采、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 据此,他把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态环境统一起来思考生态价值,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态环境”。 “生产力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结论要求我们“构建崇尚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系统”。 他指出,当人类改造和驾驭自然的能力提高到今天的水平,人类不再为填饱肚子发愁时,就会产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的财富观。和银”; 而当创造物质财富与生态环境发生冲突时,我们“宁可绿水青山,不许金山银山”。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强调:“我们必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是根本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发展不能因为遇到一些困难就开始上马项目,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保护环境。” 在这样的生态和社会价值观的指导下,他要求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观念。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主张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推动了中国实现发展观革命。 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历史形态的全面跨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最全面、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治理规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建设“美丽中国”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制度本体和国家目标之中。 任何事业只有融入社会体系,才能在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理念中获得其本体地​​位,这是不可动摇和忽视的; 只有纳入国家建设的战略目标,其实现才能获得切实保障。 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中国相比。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普遍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比无休止的经济增长更重要。 然而,在资本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矛盾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资本很快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威胁到了其财富增长赖以生存的整个体系。 于是,美国大资本不遗余力地阻止美国政府接受《京都议定书》。 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生产力水平较低。 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来解决温饱问题,我们不得不毁掉森林、草地、湖泊来开垦土地。 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矛盾也十分尖锐。 中国共产党坚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决摆脱GDP崇拜。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国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绿色是新发展理念中的重大概念,党的十九大相应调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国”,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升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高度,把污染防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十三五”规划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各方面、全过程。以国家顶层设计的形式,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纳入到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本体论的历史高度。特征。

中国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文明制度革命。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出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立法。 然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我国如此系统、严格的立法、司法和执法问责体系相媲美。 我国“十一五”规划首次将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 “十二五”规划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十三五”规划还提出,要落实能源、水资源、建设用地等硬措施控制总量和强度,将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为此,中央展现了断绝一己之力、浴火重生的强人勇气,全面构建“四大体系”: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和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新体系; 规划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大空间”,确保给自然留下更多恢复空间; 明确划定“三大空间”“大红线”:生态功能保障底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底线,标志着生态环境中不可触碰的“雷区” ; 统筹山水林田湖综合生态保护,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格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保护督察,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高公众意识。环境保护参与制度; 严格贯彻遵守法律法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责权一致、终身问责的原则,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内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施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资产; 专门设立国家生态环境部,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依法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组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检查。 近年来,对破坏生态环境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受到了法律和党纪的惩处,他们坚定地履行了“宁绿水青山,勿金山银山”的庄严誓言。

生态环境恶化是人类社会的毒瘤。 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是子孙后代的福祉。 世界有目共睹,“美丽中国”正在成为现实; 世界可以期待它。 中国的责任、中国的方案、中国的行动,必将引领世界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作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